理想国中的正义与善 ver2

理想国中的正义与善

理想国开始于苏格拉底的下降。他同格劳孔来到比雷埃夫斯港，而此时港口正在举行祭拜外邦女神朋迪斯的庆典。哲人的下降和新神的引入，似乎暗示着彻夜对话本身，便是其内容的实现。而副标题中的“论正义”，似乎又向每一位听到（读到）苏格拉底转述这一对话的人宣告着，谈话者的一切努力将指向道德谱系中重要乃至核心的德性，也就是正义。在正义主题中，最为重大的问题，也是在场青年们最为关心的问题，最终指向了善——正义和不正义，究竟哪一种人生最好，哪一种生活方式才是值得追求的。

对话者是如何进入对正义讨论的，这之间经历过什么，又是如何结束的？柏拉图似乎在行文过程中为我们设置了足够多的值得耐心品味的细节。正义的讨论开始于苏格拉底对外邦富豪晚年生活是否痛苦的询问，历经上升，于善的理念和哲人统治处抵达高潮，最后在理想城邦的败坏中下降，并以灵魂不朽论证和冥府神话作结。我们在对话者的打断询问中，数次面对意想不到的转折。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次转折，发生在阿德曼托斯对苏格拉底所创建的理想城邦中妇女儿童共有问题的追问。面对这一追问，苏格拉底虽然吃惊，但又“早有预料”。他像是精心安排了并三次浪潮的逐次递升 ，将对话者们引向真实存在者的世界，引向照亮一切可知对象的善。苏格拉底看似被迫，实则早有准备的上升，令我们不禁思索一个问题：为何在对正义是什么、正义的生活是否有益的讨论中，需要引入一个由三个比喻铺就的形而上学秩序？又，这一被善的理念照亮的存在者秩序，对于对话者们认识正义以及为正义的生活辩护而言，又有何用处？本文将着重解决这两个问题。

从正义到善——找寻正义的最初尝试

对话者对于正义的讨论，从三个正义定义开始。克法罗斯、玻勒马霍斯和色拉叙马霍斯的正义观，都代表了一种城邦中盛行的意见。他们看上去被苏格拉底驳倒，实则是被修剪了“非正义”的枝杈。苏格拉底在一次次反驳中，将依靠习俗支撑的正义定义，引向由善的理念所支撑的真正的正义。只是在此时，城邦与灵魂，真实与似乎，意见与知识，存在者与影像，这一切苏格拉底将用来向对话者彰显正义之样貌的“工具”，尚遥不可见。我们会发现，对话者在踏上漫长的曲折的旅程之后，仍将返回最初的但是经过了修正的正义定义。只不过在返回时，他们获得了为正义辩护的新的武器。

正义的问题，在询问克法洛斯晚年境遇的过程中有苏格拉底提出，而克法洛斯所给出的正义定义，即将亏欠的东西归还，建立在对神灵奖惩善恶的死后世界将信将疑的态度之上。他的继承者将这一定义推广，脱离了城邦的宗教叙事。他指出正义是助友损敌，然而敌我划分的依据又成为这一定义的致命弱点。然而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苏格拉底不仅仅指出这一定义在其行为对象上的模糊性，即助友损敌若想正义的，注意或损害行为所指向的“敌”与“友”必须是真正的而非看上去的敌人和朋友。此外，他更是指出，即使对于真正的敌人，也就是不正义之人的损害行为，也远非正义。损害行为将使他人的德性遭到减损，从而变得不义。苏格拉底给出的这一证明，蓦然间使得人们对正义的理解出现了两个维度。首先，在克法洛斯和波勒马霍斯提出来的正义观下，正义将由“归还”“助损”这种面向对外在对象的行为界定。其次，而在苏格拉底修正后的正义观中，正义不仅仅是外在的行为，更是一种灵魂的状态。正如德性的减损将使人不义，正义是灵魂德性的一种完整的状态，使灵魂得以发挥其功能。

色拉叙踌躇满志地宣告，正义是强者的利益。但是当他拒绝克勒丰的建议，去遵循强者作为技艺者的严格定义之时，便瓦解了他自己的主张。严格意义上的技艺者，将只关注技艺对象的好，不关注自己的好。这意味着正义不再是强者的利益，而是被强者统治的人的利益。当色拉叙马霍斯接受强者定义并认为强者在判断何为对自己有利方面不会犯错时，也便成为了苏格拉底的“同盟”。严格意义上的强者不会犯错，意味着他所认定的对自己有益的事物，必定是真正意义上的好，而不仅仅只是他所以为的好。我们将得出一个出看上去十分令人惊诧的结论，即强者实际上具有对于真正的好的知识，只不过这里的好仅仅关乎强者自身。但是，苏格拉底很快便将通过技艺者这一概念的转化，让强者眼中的好成为对被统治者而言的好。从接受强者的严格定义的那一刻起，色拉叙马霍斯其实已经与苏格拉底并肩而立，他口中的强者，已不再是一个僭主式的不义之人，而是拥有有关好的真正知识的哲人。

此外，色拉叙马霍斯以正义的定义起头，进一步转向了“远为重大的事情”。他宣称彻底不义之人的生活更强或更好，从而将正义与不正义哪一个更“好”的这一问题，抛向了在做所有的对话者。（344c）苏格拉底以一种被格劳孔指责为“看上去”而非“真正”的说服方法，论证了正义者比不正义者更为智慧、强大和快乐。但是苏格拉底也承认，自己就像宴会上的贪吃者，在吃完这一口之前，就应景抓起面前的任何东西准备吞下去。（357a）他在尚未解决正义是什么之时，便转而论证正义更好。他论证了正义者是智慧的、强大的和快乐的，但是我们却很难承认，智慧、强大、快乐的人便是正义者。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此时苏格拉底用于证明正义更“好”的若干前提，似乎仍然并不那么稳固。他一再试图告诉我们，正义是灵魂的一种德性，它使得灵魂能够发挥其功能，并使正义者过上好的生活。然而正如同格劳孔要求的那样，苏格拉底尚未告诉我们，正义究竟在灵魂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如果不知道这一点，就不可能知道正义是否是灵魂的德性，也就不可能知道正义是否更好，正义者是否更快乐。苏格拉底的这种自我指责，也因而暗示了在此后的讨论中，对话者们将要经历的论证过程——当对话者们就正义如何在城邦和灵魂中起作用达成共识之后，仍将返回最初的、相较于正义本身是什么远为重大的问题，即正义是否比不正义更好。

正义最初的三个定义，看似被驳倒，实则被苏格拉底朝一种更加符合真正的正义的方向加以修正。假如他抵达比雷埃尔夫斯港时的下降，正预示着他作为已经窥见善的理念的哲人的下降。那么苏格拉底对于正义最初三个定义的反驳和修正，似乎包含着更为广阔的意涵。他此时之所以只能“看上去”论证正义之好，却未能“真正”予以论证的原因，不仅仅在于正义是什么仍然不为对话者所知，更在于对话者同样地不知道什么是“善”。苏格拉底的反驳，以及反驳中所暗含的三个对正义的修正后的定义，需要以一种更高的秩序确保其正确性。

城邦中发现的两种正义

格劳孔和阿德曼托斯均不满意于苏格拉底给出的正义比不正义更好的证明。他们要求苏格拉底告诉他们，正义和不正义本身是什么，力量何在，以及它们对于人的灵魂有什么样的作用。（366e）正义相较于不正义的“善”，悄然被另一个命题替代，即正义本身的善。现在，苏格拉底面前的年轻人要求他回答有关正义本身的问题。苏格拉底提议现将目光转向比人的灵魂更大的城邦，在那里，正义会更为可见。

在苏格拉底带领对话者们创建的第一个城邦之中，每个人便已按照他们各自的性格从事特定的一门手艺（370a），这正是对话者们不久后将要再次返回的正义定义。然而此时此刻，在健康的城邦当中，这一人人各司其职的正义却是不可见的。在无人发现正义之所在的健康城邦中，人们过着和平安乐的生活，

直到格劳孔的插话为城邦带来调味品，使得健康的城邦变为发烧的城邦。伴随着发烧的城邦的是不断膨胀的欲望和尤其导致的战争。而这产生了城邦对于护卫者阶层的需要。护卫者阶层的血气因而成为使得城邦趋于分裂的的离心力，成为亟待加以调和的危险因素。

发烧的城邦是历经多余的欲望和战争的纷扰、在各个阶层中精心寻求微妙平衡的城邦。它远不是一个生来便和平幸福免于贫困战争的城邦。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护卫者以及随之而来的统治阶级的出现，我们才得以在城邦当中发现此前隐而未见的德性。我们在城邦中最少部分的统治者所具有的知识中发现了智慧（428b）与此同时，又在城邦的护卫者阶级有关可怕事物的信念的保持之中发现了勇敢。（430a）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就谁来统治达成的一致信念之中，我们发现了节制。（431e）但令人惊讶的是，而苏格拉底继智慧、勇敢和节制后，首先找到的正义，恰恰是最初建立健康城邦时对话者们所依据的原则。亦即，城邦中每一个人从事符合其天性的事务，而不干涉其他人的事务。（433d）苏格拉底将这种分工式的正义，放置在与城邦中的智慧、勇敢和节制相对等的位置上，指出这四种德性在使国家完善的能力方面能够相互较量。（433d）然而，正如同苏格拉底所补充的那样，在城邦中发现的勇敢前，加上“公民的”作为限定也是对的。（430c）这似乎像我们暗示，对话者们在城邦当中发现的德性，仅仅只是存在于城邦层面的公民德性。它们远非是哲学意义上的真正德性。城邦当中的各人按照各自性格从事专门技艺的正义原则，以不可见的方式被苏格拉底悄然铺垫在城邦的底层，将在城邦扩张生长之后重新被对话者们发现。但是这一重新被发现的正义，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正义。建立在正确的分工基础上的正义，只是公民的德性——它只是正义的影子。（443c-d）。

那么，真正的德性究竟是什么？更重要的是，真正的正义究竟是什么？苏格拉底将目光转向灵魂，似乎想要在灵魂中揭示这种真正的正义。苏格拉底以勒翁提俄斯和奥德修斯的愤怒，向我们证明，灵魂中存在着区别于欲望和理性的第三部分——血气的部分。（339e-440a，441b）区别与表面上的各司其职，正义不仅意味着灵魂中的各个部分互不干涉彼此的事务，而且意味着人将自己主宰自己，他的灵魂内部的三个部分将在智慧的指导下和谐有序。换言之，真正的正义是不仅仅是灵魂各部份之间各司其职、互不干涉的状态，更是一种秩序与和谐，是灵魂中各部分符合自然的统治和被统治。（443d-444a）苏格拉底将正义的灵魂状态，形容为健康的状态，而这恰恰是灵魂具备德性的体现。（444e）不难看出的是，灵魂中的真正的正义不仅要求分工，而且要求秩序。这种秩序在城邦中体现为具有智慧的统治者阶层在具有勇敢德性的护卫者阶层的辅助下，对工匠阶层实现的统治。而在灵魂中，则体现为理性在血气的辅助下对欲望的统治。真正的正义看上去与城邦中的节制是类似的——整体中较优越的部分和较几下的部分就谁来统治达成一致。然而它高于城邦中的节制之处在于，这一统治的秩序需要在智慧的指导下借助勇敢加以实现。因而，真正的正义，是一种统率所有四种公民德性（包括公民的正义）的更高的德性。它将智慧、勇敢，部分之间统治和分工的关系以一种有秩序并且和谐的方式加以组织。[1]

从而，我们在苏格拉底所构造的城邦当中，发现了两种正义。一种正义有关分工，既存在于健康的城邦也存在于发烧的城邦，只是在后一城邦中变得可见。而另一种要求秩序，只有在存在合乎自然的统治关系的整体之中才能被发现。从健康的城邦到发烧的城邦的过程中，战争以及护卫者的出现表面上看似是城邦善的减损。但事实上，恰恰由于对话者在城邦中引入了护卫者和统治者的阶级，才使得城邦不再仅仅是分散的个人的聚集，而是拥有了建立于阶级划分之上的统治和被统治的秩序。而也正是在城邦的阶级划分的启示之下，我们进一步找寻到了与之对应的灵魂的三个部分，以及这三个部分各自的德性和作为整体的德性。大小字比喻所支撑的城邦到灵魂的对应，更多地起到了一种“借力”作用。苏格拉底对于灵魂中存在三个彼此不同的部分的证明，并不依赖于城邦中是否存在三个阶级这一事实。从健康的城邦到发烧的城邦这一推进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城邦作为政治共同体能够向我们展现一种自然的统治关系，从而帮助我们理解灵魂中三个部分所应当呈现的秩序。苏格拉底在此呈现的核心逻辑，可以被描述为，在城邦中应当存在智慧的统治阶级进行统治，因而，在灵魂中具备智慧的理性应当实行相似的统治。大小字比喻的核心目的，或许并不在于发现灵魂中的三个部分，而是将城邦中存在的且易被听众理解的统治秩序，投射到灵魂之中。

秩序的出现使得正义由一种城邦的德性上升到真正的德性，并使得智慧、勇敢、节制与正义四种公民的德性以和谐的方式加以组织。然而此时此刻，苏格拉底为我们展现的灵魂中的秩序，是作为城邦当中统治关系的类似物出现的。换言之，即使真正的正义是智慧指导下各部分符合秩序和和谐的状态，但由于对话者们仍卷只能通过城邦的统治关系看到其影像，因而也就不能把握真正的正义。它仍需等待善的理念加以彰显。

善的秩序与哲学家的下降

理想国当中最为重要的上升开始于波勒马霍斯和阿德曼托斯对于城邦中女人儿童公有的询问。苏格拉底看上去不愿陷入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但是实际上有早有准备。苏格拉底论证了女性护卫者应当与男护卫者接受相同的教育并承担相同的指责，而城邦的儿童应当在十岁是离开父母接受相同的教育。城邦中护卫者阶层的小家庭被拆散，融合成为一个大家庭，每个人对所有的东西同时说这是我的或非我的。在构建出一个拥有共产式的护卫者阶层的城邦后，苏格拉底向对话这门抛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它所构建的共同关系是否可能在人与人之间建立，如果可能又要如何实现。（466d）然而抛出这一问题后，苏格拉底显得犹豫，转而讨论战争中理想城邦中护卫者的做法，直到格劳孔再次向苏格拉底提出这一问题。（471c）苏格拉底几乎是引诱格劳孔提出这一将招致最为汹涌的浪潮的问题。

然而，苏格拉底指出，找寻言辞中的善的城邦的努力，并不会因这样的一个城邦无法实现而显得不重要。找到真正的正义，并非要求正义之人与正义本身毫无差别，而是将其作为标准，判断人的幸福或不幸。（472a）这意味着，对话者们为言辞中的城邦和正义本身付出的一切努力，最终将指向另一个问题——现实的城邦是否是幸福的，以及正义的人是否是幸福的。另一方面，苏格拉底在正面回答这一问题之前，便解了问题本身的意义。而他之后又确实对这样的城邦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实现进行了作答。这似乎暗示着，苏格拉底所给出的方案，并非真正如期宣称的那样，视为了将言辞中的城邦迎接于世。换言之，苏格拉底的答案，服务于被他修正后的问题，即通过揭示真实的善的城邦和真实的正义去衡量，一个现实的城邦和人是否幸福。

苏格拉底终于直面这一“怪论之浪”，而他给出的答案，无疑会让在场的每个人感到大吃一惊。他告诉我们，除非哲人成为统治者，或者统治者成为哲人，将政治权利与智慧合二为一，否则城邦将永远无法终止邪恶，私人的幸福和公共的幸福都永远不可能获实现。（472c）并且，他还告诉在场的听众，哲人在城邦中背负的骂名，其责任不在于哲学家。哲人正如同一个视力和听力不太好的老船长，在不具备统治知识但自认为可以统治的人篡夺其统治地位后又被人误解。（488b-e）与此同时，败坏了的、已不再置身哲学研究的伪哲学家，又进一步玷污了哲人的名声。城邦的现状恰恰是言辞中的理想城邦的反面——注视“一”而非“多”，拥有有关真实存在者的知识的真正哲学家，未能走上统治者的位置。

哲学家之所以必须统治，在于他们有能力胜任“最大的学习”并观看到善的理念。苏格拉底指出，“最大的学习”将带领我们通过弯曲的更长的道路，最终完善地认识正义、节制、勇敢和智慧，这些我们在城邦当中发现的美德。而直到目前为止，对话者们对于这些美德的认识，仍然仅仅只是观其草图，尚未注意到最终的成品。（504c）苏格拉底指出，“最大的学习”是对于善的理念的学习，而有关正义的只是只有从它演绎出来才是有用的和有益的。（505a）为了说明这一最大的学习。苏格拉底使用了三个比喻。在日喻中，苏格拉底划分出可见世界与和知识界的二元图景。与此同时，善的理念的两方面特征被呈现了出来。其一，善的理念是使得其他真实存在者可知的原因；其二，善的理念是可知事物生成和存在的原因。这实际上意味着，正义本身，也引善的理念的照耀而产生并为我们所知。在第二个比喻中，苏格拉底用线段，为我们呈现了细化的存在者的秩序。可见的事物及其影像，理念及作为其影像的数学对象，按照相同的比例排列于线段之中。尽管在线喻中，善的理念似乎推举幕后，但是事物及其影像的比喻，仍然暗示着，这一秩序是在如同太阳一般的善的理念的照耀下才为人所知的。这一线段中，可见和可知的对象，及其对应的四种灵魂状态由低到高按比例排列着。理念和理性之所以居于顶点，是因为它们最为真实，而这种真实性由“善”所保证。

由此，能够使得我们在城邦当中最终发现的“真正的”正义[2]完满地为我们所知的秩序，已然逐渐浮现到我们的眼前。此时，正义的灵魂所应符合的秩序不再由城邦中自然的统治关系[3]揭示。苏格拉底用日喻和线喻像我们展示了一个远为可靠的秩序，这一秩序被可敬的善的理念所照亮，根据真实性将事物进行排列。灵魂中理性之所以应当位居统治地位，并不再因为它是智慧的，从而与城邦当中的统治阶级相类似；血气部分应当服从和协助理性，并不再因为它具有勇气而类似于城邦当中的护卫者阶层。[4] 理之所以应当统治，是因为它最具实在，从而也是最接近善的。[5]

因而，哲人作为摆脱囚禁状态，走出洞穴并观看到善的理念的人，他们必须回到洞穴实行统治的原因，也不再仅仅为了避免“惩罚”，亦即不统治便要接受由更坏的人进行的统治。苏格拉底命令哲人必须统治的原因，或许在于需要借助哲人的下降将他们已经观看到的善的理念和存在者的秩序注入城邦。只有当哲人回到城邦，宣告被善的理念所照亮的秩序的存在时，人们对于正义的认识，才有可能摆脱克法洛斯等人所秉持的习俗的成见，摆脱对城邦中自然统治关系的类比，上升到对事物存在性的衡量之中。这时，真正的正义才将成为能够使人评判何谓幸福的足够可靠的标尺。

在有关护卫者音乐教育内容的末尾，苏格拉底指出，只有在找到正义是什么，正义对正义的持有者有什么好处以后，人们才能在关于人的说法上取得一致意见，即，那些故事应该讲，又怎么去讲。（392c）苏格拉底以比喻、故事和神话的方式，带领对话者们上升到最高点又，随即下降。这一做法似乎不仅仅在于为了让与他对话的青年们转向真实存在者，更在于让他们成为苏格拉底自己的伙伴，将他在这夜交谈中告诉给青年们的故事带回城邦。正如苏格拉底用老船长的例子描画哲学家在城邦中的处境时，嘱托格劳孔，“当你碰到谁对哲学家在我们这些城邦里不受尊重的状况感到惊讶，就请你首先把这个比方说给他听一听，再努力使他相信，要是哲学家收到尊重，那才是怪事”。苏格拉底作为下降的哲人，将要把善的理念和存在者的秩序，以城邦青年可以掌握和理解的方式带回城邦，从而替代原先的习俗意见和不可靠的自然统治，成为支撑正义之所以为正义的新的秩序。

结论

苏格拉底告诉他的听众，善存在于可知事物的顶峰，而哲人将能够通过思想本身而非感官的直觉对其加以理解。（532a-b）但他没有回答格劳孔就辩证法的能力、种类和方法的询问，因为揭示辩证法的面貌“将会让对话这门离开比喻的影响，而看到事物的实在。（532e-533a）这意味着，与苏格拉底对话的年轻人在他的的带领下，知道了存在者的秩序，以及在这一秩序顶端的善。但是他们并没有真的在这一秩序中上升，并没有因为知道了善的存在而真正看到了善。他们在苏格拉底的努力之下相信，存在者由善的理念保障的存在者的秩序，在其中可见事物和可知事物分别按照其真实性加以排立。而正是善所照亮的秩序，确保灵魂中的正义必将是具有更高存在性的理性对于血气和欲望的统治。他们也在苏格拉底的努力之下相信，存在着掌握了辩证法并因而拥有有关善和存在者秩序的哲人，而这些哲人必须下降到城邦进行统治，除非如此，人和城邦都不可能幸福。

善的理念确实如同苏格拉底所说的那样，是一盏照亮其他可知事物的灯。但是，在理想国当中，他虽然使得格劳孔和阿德曼托斯等年轻人发生转向，相信了存在着这盏灯，但是并不期待与他们将最终直观这盏灯。毋宁说此时此刻，知道善的存在而非理解善、知道哲人的存在而非真正成为哲人，对于他们而言是更加重要的事情。因而，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何苏格拉底中断了在哲学思辨中的前行，而转向有关冥府的神话。

于冥府的恐惧和希望暗示了一种现实的道德观，即相信人类行为有着最终的偿还清算。克法洛斯所怀揣的恐惧与希望若被证实，则人类必须居住在一种惩恶扬善的秩序之中，其中，公正的神明俯察着不朽的灵魂。苏格拉底将说服年轻人认为，正义是一种赏罚分明，报应不爽的秩序，而这种秩序被构筑在事物的天性之中。他们希望有证据证明，他们生活在一个能保证正义与幸福相结合的道德秩序之中；他们想要成为正义的人，但需要有所报偿。当年轻人们凭自己的力量没能在世界中发现任何分配性正义的证据时，他们要求苏格拉底证明，这样的正义仍然存在。对于他们来说，苏格拉底的哲学生活并非一个选项。在他们看来，哲人苏格拉底的整个医生完全投身于道德问题上，别无其他。苏格拉底有责任想他们证明道德的生活是最好的。

  1. 朗佩特认为，《理想国》中所有这四种德性都被界定为公民的德性。如果存在哲学的勇敢，那么相应也会有哲学的智慧、节制和正义。他们都会想哲学的勇敢一样难以看见，只能通过推论看见。本文想要指出的是，苏格拉底确实在理想国确实给出了高与城邦德行的正义的可能性。这是通过强调真正正义是符合由善的理念所保证的秩序而做到的。 ↩
  2. 即灵魂内部的各部分在智慧的指导下达成的秩序井然、和谐一致的状态。 ↩
  3. 指四卷中论证灵魂的正义时，将灵魂与城邦进行类比。认为灵魂的理性、血气、欲望三个部分，应当如同城邦当中的统治者、护卫者、工匠三个阶层一样，通过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形成和谐的秩序。 ↩
  4. “理性既然是智慧的，视为整个灵魂的利益谋划的，还不应该由它起领导作用吗？血气不应该服从和协助它吗？”（441e） ↩
  5. “相应于这厮各部分由四种灵魂状态：相当于最高一部分的是理性，相当于第二部分的是理智，相当于第三部分的是信念，相当于最后一部分的是想像，请你把它们按比例排列起来，给予每一个以和各部分相当程度的真实性。”（511e） ↩